党在临颍活动的历程

   

○张仁甫

     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,全国各地,特别是南方各省,工农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但是,在这种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,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却怕得要死,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,以至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,引起了社会的严重混乱,国无宁日,民无宁时。当时,真可谓是军阀混战,土匪遍地,土豪劣绅横行乡里,苛捐杂税与日俱增,群众怨声载道,民不聊生。就连城内学校也经常被军队所占用,成了兵营,弄得无法上课。

     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,我求学于郾城县高级小学,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深感不安。一九二七年三月间,当北伐军先遣政治大队到达漯河时,我们于“3·18”国耻纪念日这天,组织学生高唱打倒列强的歌曲,到漯河游行,欢迎北伐军的到来。北伐军政治大队长刘振汉给我们讲了当前革命形势,使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。不久,奉军来到郾城一带,学校被军阀占住,我们回到家乡(西华、临颍、郾城交界处的岗张村)继续书写标语,开展宣传活动,欢迎北伐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,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后,引起了师生的极端愤懑。我们的老师虽然不是共产党员,但他出于爱国之心,不断向学生讲述国耻史,揭露英、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和侵略中国的罪行;痛斥蒋介石反动政府昏庸无道,丧权辱国,与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可耻行为;宣传全国各地学生罢课,工人罢工,检查英、日敌货的爱国运动。这使我们学生受到了更为深刻的教育,感到在国难临头之时,只有寻求革命,反蒋救国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因此,我和郾城县中学生和绍仲、宁培芬于一九二七年春组织建立了郾城县学生联合会,开展反对军伐混战,打倒帝国主义,要求民主,实现自由的活动。并且同和绍仲一起商量寻求革命道路,参加共产党。

      北伐军军纪严、军威壮、军风好,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北伐军蒋先云(共产党员)团夜间到达我们家乡村庄时,不惊动老百姓,不叫群众的门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公买公卖,不拉夫,不拉牲畜;用人担东西时,一天付给一元钱,而且当天就叫回家;用群众的物品,有借有还。真是军纪严明,秋毫无犯。许多老人说,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。

      北伐军同奉军作战,领导身先士卒,士兵顽强战斗。蒋先云团经商水、西华、逍遥、三家店、瓦店到达临颍后,在三里头和奉军接火大战,打得奉军溃不成军。他们将三里头以东几个村庄的奉军消灭以后,继续向城内进攻。当时三里头奉军工事做的比较坚固,麦稞也比较深,不能匍匐前进射击,只能立射。这样目标大,战斗失利,蒋先云团长曾接连三次负伤,阵亡于三里头阵地。但是,官兵顽强作战,不怕牺牲,终于将奉军一个师歼灭在临颍到大石桥之间。

      北伐军奋勇作战的精神,更加激励了我要求入党,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心。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淮阳河南第二师范上学时,经老师吴丹坤,同学马孝成、陈德俭介绍,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,走上了革命的征途。

      十月间,我因事回家,我的亲戚张彦又要介绍我入党。我将情况说明后,临颍县委就动员我不再回校,让我留在地方上发展党的组织,组织农民协会,准备暴动。我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,就同吕家村吕恒乐,夏城村、黄连城村姚庆兰、姚庆芳、黄荣章、黄仲渊、张彦等(他们都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)几个在淮阳师范上学的共产党员在我村建立了党支部,组织农民协会。随着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发展,后来吕家村、夏城村、黄连城村、魏庄村也都先后建立了党支部,成立了农民协会。记得在东南区建有党支部的还有小商桥邢庄(党员有邢振亚、邢文俊、邢文建)、辛庄村(党员有宋为之)、高宗寨(党员有程海宇、程丙申等)、南姜罗庄(党员有宋廷干)、武庄(党员有武福举)。这些党支部属东南区委领导,区委书记程守道、张彦。这就在东南区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重要革命力量。城西区党的组织也很活跃。区委的工作由刘晋(张本固)、刘海旺负责。区委以下建立了党支部,负责支部工作的有刘庄刘海旺,坡杨村杨天白,繁城镇牛文昭、牛天章,岳庄岳殿祥。这些支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,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,不断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。

      区委的直接领导是临颍县委,县委书记是谷滋生。他参加党组织较早,并曾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毛泽东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。五月,北伐时他随北伐军回到河南。国共合作时期,临颍成立国民党县党部,刘晋、张洛蒂(张向明)、张向离、程守道和我等大部分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县党部。

      十月,国民党实行清党,县委公开发表宣言,退出县党部,党的活动由县城转向了农村。县委书记谷滋生到了东南区,经常住在黄连城、白庄村、程庄程守道家和我们村庄。在白庄白珩轩家住的时间较多,并且还利用撤出县党部时带出的一部油印机办了《红旗报》,他亲自负责主编,他还组织各村支部的同志,夜间跑十几里远散发传单和《红旗报》,张贴标语,以扩大宣传声势。

      在这同时,随着各村党支部和农协的不断发展壮大,县委决定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。于是,打倒土豪劣绅,实行分粮分地,抗捐抗税,向土豪劣绅算账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了。我们附近几个村的农会同其他村庄一样,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,清算他们的剥削,打击他们的威风,从而大长了群众的志气。

     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端仇恨和不安。他们有的跑到城内,躲避农民运动的风暴;有的进城勾结官府,千方百计进行破坏。记得在这年年底,郾城、临颍保安团曾派兵破坏了吕家村、魏庄、夏城村、黄连城和我们村的农民协会,逮捕了吕家村吕恒乐、吕国栋,魏庄安怀西和我们村的农会会员张其之和我(后我以给敌人找钱的机会脱身了)。没有被捕的也不敢再活动了,有的还到外地隐避起来,如黄仲渊跑到外县教书,黄坤颜等到外地当了雇工。从此,革命转入低潮。但是,敌人的刀枪并未吓倒共产党员。那时,白天我们不能开会就改在夜间开,其他村庄不能活动就以黄连城为中心,继续坚持斗争。一九二八年二月的一天晚上,郾城保安队在黄连城村南干河内企图乘我们不备捕获我们。我们发现他们的行动计划之后,立即组织党员和农会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。但是,正当紧急行动,即刻接火之时,有一个同志的枪走了火,打中了我的腿部,因此只好撤了下来。还有一次,我们发现夏城村大劣绅、大恶霸黄子仁组织保安队三、四十人,驻在黄连城当铺院内和我们对抗,东南区委就立即决定组织党员、农会会员进行反击,决心消灭他们。于是,各村党支部马上行动起来,组织了三十余人的精干力量,展开了战斗攻势。张彦、姚庆兰、黄荣章都是黄连城人,地理很熟。张彦还在冯玉祥部干过,有打仗的经验,又是县委军事委员,他任反击敌人的指挥。敌人看我们力量强大,就不战而退,抱头逃回城里,使黄连城仍然成为党进行活动的中心。

      在东南区农会被破坏的同时,城西区农会亦遭破坏,刘晋、刘海旺和几位农民被捕送河南第一监狱(后将被捕农民放回)。

      敌人越是进行镇压,革命烈火就越烧越旺。一九二八年三月间,程守道曾携带手枪,黑夜闯到国民党县党部,同敌人进行斗争。他见敌人正在开会,就拔枪开火,击中了县党部主任委员刘大麻子的面部。其他人见此情景,就抱头鼠窜。随后,张彦用火药包烧了县政府一所房子,并投了两枚炸弹。同年四月,县委还决定攻打临颍县城。一天夜里,在县委书记谷滋生的领导下,三十多名党员带着奉军丢下的几支手枪、几枚迫击炮弹和一些手榴弹,向县城开始攻击。到了城外,我们向城内投了几枚手榴弹,然后返回了东南区。这些行动虽然有些盲动,没有攻下县城,但却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。

      临颍县委的直接领导是豫中特委。因为特委机关在许昌,所以有时也叫许昌特委。特委共四个人,书记是黎光霁,陕西人,在苏留过学;其他三个人:张和尚(又名张景增),一个姓李的,另一个忘记了姓名。后来又吸收几个农民参加特委,有临颍县小商桥西邢庄支部邢文建,东南区岗张支部张槐林、张成林(参加团特委)。一九二八年三、四月间,特委因在许昌开会不便,曾到临颍东南区白庄白珩轩家开会三天,后又迁到郾城东乡坑韩村董保重(董友坤)处开了几天。不久,他们都到开封省委,特委活动终止。

      那时斗争很激烈,县委人员和工作情况变化很快。一九二八年七月间,临颍县委书记谷滋生调漯河中心县委工作(住铁路东铁路工人区,我曾找他汇报过工作),十月又被调到省委工作,漯河中心县委活动终止。谷滋生调到漯河后,临颍县委书记由牛文昭担任。后因工作不好开展,牛文昭即到外县行医、教书去了。接着,又先后出现了不少问题,如六、七月间临颍农校党支部被破坏,宋晓峰被捕(宋后来当了特务),临颍师范学校学生邢振亚被捕,七月间,程守道去开封省委开会被捕,张彦在罗庄党支部开会胸部中他人走火枪弹牺牲,致使县委处于瘫痪状态。

      到了一九二九年初,我们一直和省委联系不上,但我和姚庆芳、黄荣章仍在东南区坚持工作。大约七、八月份省委派郎玉佩到临颍工作。当时白色恐怖严重,言行都非常谨慎。他到王街小学校找王培则、李松峰、李鼎新接头时,彼此都有戒备。郎玉佩一时看不清他俩的政治态度,不敢说明情况。李松峰、李鼎新以为郎玉佩来历不明,是国民党暗探特务,决定要除掉他。于是,他们将郎玉佩弄到渚河滩上,当场杀死。杀后在衣服内搜出省委的介绍信,方知误杀了自己的同志,但已悔之莫及了。

      我们和党组织取不得联系,心里非常焦急。一九二九年七月间,姚庆兰索性去开封找省委联系,可是一去未回,一直到后来才在豫南赤区来过一次信。一九三O年元月,刘晋从开封监狱释放回来后,许昌才建立了豫中特委,辖许昌、临颍、郾城、叶县、长葛、扶沟、鄢陵。西平有段时期也属许昌特委。当时,刘晋任特委组织委员,老杨任书记(杨是陕西大荔县人,杨调走后特委改为许昌中心县委,刘晋任中心县委书记),其他人员有马锡山(西华人,后当了特务,被我们镇压)、刘海旺、王凤梧(王负责互济会工作)、霍守忠(长葛人,一九三○年十一月去开封省委开会被捕牺牲。他爱人在特委作家属,掩护特委工作)。特委机关设在清虚街路西。从此,我们又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,并且我和吕恒乐还从临颍到许昌特委开过会,见到过刘晋。二、三月间,特委加强了临颍的工作,派董锡之任县委书记,组成新的县委,我和吕恒乐、杨天白参加了县委。

      新县委成立后,刘晋曾向我传达过谷滋生关于恢复党组织的意见。他说:由开封回来时谷滋生叫找你,他要你恢复各村党支部。经过一段工作,我村、吕家村、黄连城、城西区菜园刘村、坡杨村先后恢复了支部,其他村均未恢复,有的恢复了个别人的组织关系。

      新的县委建立不久,工作上困难较多。这时,董锡之要求回特委,到叶县工作,我再三留也留不住他。他走后我们要求特委派书记来领导工作。到了八、九月间,许昌特委又派杨春台到了临颍。他是从长葛学校调来的,工作当然有困难。他在我家住几天,在城西杨天白家住几天,不久就又回长葛教书去了。十月,特委又派胡克仁任临颍县委书记(县委机关在城西首帕巷)。第二年二月间,胡克仁回信阳铁路(他原是铁路工人)后,特委又派符申寅接任临颍县委书记,张杰任团的书记。当时,工作不好开展,他们时来时往。

      特委派胡克仁到临颍之后,我因在家不好存在,考入了河南地方自治训练所,于十月离开临颍,到开封上学去了。第二年二月我的组织关系由省委转到了开封市委,并担任了训练所党支部书记。

 

(转自198471日《许昌党史资料》第四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