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临颍飞霞文学社(二)

   

(二)

  为了进一步引导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,接受革命思想,周仿溪和王皎我在临颍甲种蚕校创立了“读书社”,不仅吸引了一群进步教师,也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。在读书社里,大家不仅可以自由阅读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进步书刊,还可以经常聆听周仿溪、王皎我等人的文学讲座。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在读书社里似水乳交融,巧妙地结合起来,快速地得到传播。读书社规模越来越大,许多人不仅喜欢阅读,还渐渐喜欢上了写作。19253月,根据大多数学生所具有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,周仿溪、王皎我在学校发起成立了颇具声势的文学团体“飞霞文学社”,主要吸收蚕校的进步学生骨干参加。他们指导学生写诗著文,通过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等形式宣传新思想,研究新文学,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,揭露和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。

  飞霞文学社成立不久,即创办了内部不定期社刊《飞霞》,主要发表学生社员的习作,在社团和学校内部交流。19268月,由王皎我出面与开封《新中州报》社商定在该报副刊栏先后出版《飞霞三日刊》和《飞霞创作刊》。前者以文学批评为主,每逢周一、周四出版;后者以文学创作为主,每逢周三出版。每期另印单页50份,分送飞霞社成员及学校作为资料保存。所登载的作品,绝大部分出自飞霞社成员之手。他们鞭挞社会黑暗,传播进步思想,对军阀混战时期的民生给予了真实的记录和审判,成为当时新文学运动中独树一帜的新生力量。由于《飞霞》专刊的问世,《新中州报》发行量也与日俱增。飞霞文学社的名字很快传遍中州大地,临颍甲种蚕校也因此声名鹊起。

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在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,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界基本上听不到河南的声音。作为纯文艺理论批评刊物《飞霞三日刊》的横空出世,成为这一时期河南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“一花独秀”。这份刊物虽然偏居一隅,其眼光却不为地域所囿,而能立足本地,面向全国。从学生的习作、无名作者的小说,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扛鼎之作《凤凰涅槃》,以至刚被介绍到中国不久的世界名著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,无不在它的评论之列。从评论的对象上看,它几乎涉及了文学运动、理论建设、文学批评、文学创作、作家修养、外国作品译介等各个方面。被评论到的作家、批评家,从大名鼎鼎的鲁迅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郑振铎,到活跃于全国文坛的成仿吾、赵景深、宗白华、郭绍虞、王鲁彦、高长虹,再到河南作家徐玉诺、于赓虞、段凌辰、陈子翼等,不胜枚举。这样一份批评专刊,又借助《新中州报》的发行优势得以在省内外广泛传播,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河南新文学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

  而发起人之一周仿溪虽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城,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,不仅致力于非战文学的真实记录,他还是当时河南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文艺、分析文学艺术,影响最大的知名批评家之一,提出了“文艺是人生的解释”“文艺是人生的指导”等鲜活的理论,指出了文学艺术作品在人生理想、前进方向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。他热情呼唤“第四阶级的革命文艺”,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瞿秋白、恽代英、萧楚女、沈雁冰、沈泽民等遥相呼应,为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的到来做了理论的探索和舆论的准备。

  19273月,大革命的烽火燃烧到了河南,王皎我受邀到上海《申时电讯》社任编辑,不久周仿溪也离开临颍,赴信阳女师任教去了。飞霞文学社大部分成员也都纷纷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,其中有8人加入中国共产党,4人被派往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,1人被派往苏联留学。《飞霞》专刊遂告终刊,前后大半年时间,共出50多期,这让很多文友感到失落和惋惜。

(三)

  飞霞文学社从成立到停止,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,但却培养了一代临颍作家群,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革命者。飞霞文学社不仅是一大批文学新人的摇篮,也是一大批革命者的摇篮。

  1926年春,共产党员韩光甫(临颍城关镇北街村人)受党的派遣从杞县返回家乡发展党的组织。他和周仿溪一起到蚕校以指导“读书社”为名,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,于19271月首批发展了张本固、张洛蒂、程守道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随后,不少学生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,这些学生对临颍党组织的建立,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。同年6月,中共河南省委派谷迁乔回临颍加强党的工作,他在蚕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,利用合法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。19278月,首届中共临颍县委诞生,谷迁乔任书记,韩光甫、周仿溪、程守道、张本固、张洛蒂等9人任委员。不久他们又以国共双重党员身份进入国民党县党部,利用合法地位进行革命活动,曾一度把临颍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搞的轰轰烈烈,致使国民党省党部和一些报刊惊呼“临颍已几乎全部被赤化”。

  飞霞社作为一个社团结束以后,其主要成员还继续对河南新文学的发展产生着影响。1928年,正在开封参与筹建省农会的张耀南被捕入狱,在狱中组织“政治犯”们办手抄的文学刊物,用诗歌鼓舞战友们的士气,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。著名诗人苏金伞晚年回忆说:“当时在开封第一监狱与张耀南一起写诗歌、编刊物的经历,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。”

 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原来飞霞文学社中的两个年龄较小的社员张洛蒂、程守道后来居上,成为河南左翼文学阵营的中坚。程守道在漯河《警钟日报》主办的“警钟”副刊,成为河南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。在“一二九”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潮中,另一个影响更大的进步文学期刊《沙漠诗风》在郑州诞生,创刊号即以程守道的诗歌《我们为什么歌唱》作为代发刊词:“……这是一个梦/想把现实粉饰的美丽玲珑/天是这么冷,心是这么穷/诗人的笔杆不是驯顺的畜生/把满嘴的苦汁喷作悲壮的歌声。”这是进步文学青年的共同心声,它激励着魏巍、穆欣、栾星、周启祥、刘晓等更年轻一代河南文学青年纷纷加入左翼文艺队伍,为呼唤真理的正义放声歌唱。1936年,张洛蒂、程守道、郑州的高紫瑜、许昌的王兆瑞、叶县的刘心皇等15人发起成立了有100多个会员的劲风文艺社,实现了全省进步诗人的大联合,大大增强了文学豫军的整体实力,把河南新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  大革命失败后,国民党反动派大搞“清党”运动,临颍共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,飞霞社成员有6人遭到登报通缉,5人被捕入狱。在以后漫长岁月里,有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;有人坚持斗争直至胜利,成为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;有人从此离开政治这块“是非之地”,继续写他的诗;也有人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清查对象甚至遭到冤杀。飞霞文学社十几位成员数十年间命运沉浮,似乎可以看作中国一段风云变幻历史的缩影。

  临颍飞霞文学社至今已有82年历史了。而有关飞霞文学社的情况及其在河南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,却鲜为人知。就在它悄然飘逝于远天80余年的今天,再来回望那依稀可见的身影,仍觉得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。在一整部云蒸霞蔚、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它确如一缕倏忽而过的飞霞,其生命是短暂的,但其色彩却是绚丽而又璀璨的。

  谨以此文献给为临颍飞霞文学社做出贡献的田清波、徐玉诺、叶善枝、周仿溪、王皎我、张耀南、韩光甫、谷迁乔等前辈先贤。

 

[作者简介]袁朝阳,临颍县第一高级中学高级教师。专注于家乡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,先后参与了《大袁村志》《纣城志》《临颍名镇名村历史文化寻踪》等的编撰。此文系参阅多种纪念文献整理编写。